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豐富的。他的豐富的教育思想核心是生活教育論和創造教育的方法。

《陶行知論生活教育》

        曉莊師范創辦于1927年初，1927年元月10日刊出招生廣告，廣告中對學生報考資格明文規定：“少爺、小姐、小名士、書呆子、文憑迷最好不來。”培養目標提出三條：1、農夫身手；2、科學頭腦；3、改造社會精神。3月11日，學生正式開考，其科目為：1、兩小時國文，題目是：《孟子說“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于人”，這句話對嗎？》，《從有人說我們辦試驗鄉村師范是許行之道，對嗎？》，兩題自選一；2、半小時“智慧測驗”；3、五分鐘演說。科目科學，涉及面廣，可以充分發揮獨立思考潛能和主動性。此外，還有勞動考試：上午3小時墾荒施肥，下午3小時修路。曉莊學生李楚材這樣記敘考試：“白粉線一方方劃好，各人手里都拿著山鋤，號笛一響，大家向荒蕪的山上墾荒去。汗從額角上漸漸滲出，于是他把棉衣脫去，依舊不息地墾掘，流著汗，汗發出水蒸氣……不一會鋤柄上有紅色粘著……原來是薄脆的手皮里所浸出的鮮血呀！血，不管，要做一件事，要使一件事做得好，總要流汗，總要流血。”

民國時期出版的《生活教育論集》

        在合川育才學校，陶行知先生對學生提出“初級十六常能”：1、會當書記（寫卷宗、信、記錄）；2、說國語（講解、演說）；3、會參會（發言、提議、選舉、作主席）；4、應對進退；5、做小先生（幫工友、同學、農友）；6、管賬（個人、集體、報賬、出納、會計）；7、管圖書（編目、曬書、修補、陳列、借書）；8、查字典；9、做飯菜；10、洗、補衣服；11、種園（菜、花、樹）；12、會布置（裝飾、陳列、粉刷、灑掃）；13、修理（木工、竹器、泥工、油漆）；14、游泳；15、急救；16唱歌（獨唱、合唱）。又進一步要求“高級七常能”：開汽車、打字、速記、接電、翻譯、臨時演講、領導工作。

陶行知于1939年創辦并題字的育才學校

        曉莊師范和合川育才學校這些要求和做法，就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具體、直觀、生動、形象地體現。

        生活即教育，社會即學校，教學做合一，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。這就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三個基本觀點。

        陶行知先生的老師，近代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有兩句名言：“教育即生活，學校即社會”，陶先生卻把杜威的兩句名言翻了半個跟斗，變成“生活即教育，社會即學校”。他在《從生活教育論發凡》等文中有具體的論述。

1915年，陶行知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時，與導師合影

        杜威認為“學校本身是一種社會生活，具有社會生活的全部含義”，學校是“一個雛形的社會”，要使教育收效，便要把龐大復雜的社會環境濃縮在校內，同時要注意兒童的身體、心理發展，分別兒童不同的生活，把教育納入兒童生活中。陶先生認為，學校即社會，把社會生活搬進學校，學校的空間并沒有擴大，實際與社會生活脫節，見識的、所學的太少，因此主張“社會即學校”，“把籠中的小鳥放到天空中去，使它能任意翱翔，是要把學校的一切伸張到大自然里去”。同時教育與生活密不可分，而生活是教育的中心，生活中含有教育，教育改造生活，生活決定教育，“生活教育是以生活為中心之教育”，“生活與教育是一個東西，不是兩個東西”，“生活即教育，是生活便是教育，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”。

近代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杜威

        陶先生認為：“教學做合一不是別的，是生活法，是現實生活教育之方法。”他說教學做合一的涵義是：“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，學的方法根據做的方法。事怎樣做便怎樣學，怎樣學便怎樣教。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。”他說“做”有三種特征：1、行動；2、思想；3、新價值之產生。一面行，一面想，必然產生新價值。

        曉莊的入學考試，育才的二十三項初高級常能，都是根據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論設計的，其特點就是貼近社會，融匯生活，注重實踐，在“做”字上落實。

        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，學校即社會”把立足點放在學校。陶行知的“生活即教育，學校即社會”則強調生活與實踐。學校是開放的，面向社會，擴大了學生活動的空間，讓學生在實踐中鍛煉，在生活中陶冶，在社會中成長。考察我們現在的教育，似乎離陶先生的主張更遠，離杜威反倒還稍近一些。

云南育才教育集團《學生五會修煉操作讀本》

        云南育才教育集團推行的學生“會做人、會學習、會生存、會關心、會創新”的“五會1000分修煉”，就是陶先生“教學做合一”的具體實踐。“教與學都以‘做’為中心”，學生進入社會，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實踐者，都要“做”各種事業。“五會1000分修煉”關注的就是學生學習的習慣、思考的意識、合作的態度、創造的精神，最終落腳在“做”的能力和成效上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“五會1000分修煉”也是圍繞“生活即教育”來做的。

（李世莊  整理與撰稿）